沈苇:“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”

2018-03-18 22:45

|对话|

沈苇:“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”

沈苇:“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”

沈苇:“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”

沈苇:“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”

沈苇:“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”

  2017年秋天,沈苇以诗人身份受邀参加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,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也近距离与这位实力派诗人进行了一番面对面交流。成长于江南、茁壮于西域的沈苇,对成都这座城市有着浓厚的观察和体验兴趣。他对人有一种特别诚恳的气质,谈到诗,文学,历史,地理,他给出了通过多年思考和亲身体验获得的宝贵经验和见解。

西域与江南“是同一个地方”

  当代书评:西域与江南,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的张力,恰恰是滋养了你的文学写作。您认可吗?
  沈苇:我离开浙江到新疆已30个年头了。30年中我写了1500多首诗,有一半是新疆题材,还有一半难以归类。如果30年前不到新疆,我同样会写诗,但绝对不是现在这种写法、现在这个沈苇。西域与江南,的确是如你说的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,自然、地貌、族群、历史、文化等层面,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,几乎是地域的两极。一边是江南,一边是西域,我同时热爱这两个地方,但又不可能变成两个沈苇,各据一方。这就是我的困境和痛苦之一。唯有写作,唯有诗,能够有效治愈这种地理差别带来的心灵裂痕感。以前我提到过“两个故乡”的概念,但现在,我常常感到江南与西域是同一个地方,或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,因为一个诗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地方,他面对的文学基本主题没有变,如时间、痛苦、死亡等。地域性对一个人的造就拥有与“故乡”同等的源头般的力量,但在一位好的诗人那里,地域性只是虚晃一枪,他要揭示和表达的是被地域性掩盖的普遍人性和诗性正义。
  当代书评:您一般是在怎样的状况下,写出一首诗?
  沈苇:一首的诞生有其复杂性,也有一些基本规律。我可以试着这么回答:一首诗的诞生可能是突如其来的、可遇而不可求的,却得益于持久的期待,长期的沉思和观察,是耐心的产物;一首诗可能诞生于一次旅途、一次阅读,当我们凝视风景时也被风景凝视和庇护,当我们读到一本好书时,往往会被一个句子、一个词点亮;一首诗也会诞生于一次生活的变迁和变故,一次情感的波澜,一次书房里的枯坐……总而言之,一首诗诞生于虚无,是对虚无的反抗,是诗人终于抓住了虚无中的那么一点点光……

诗歌是“手艺”不要装神弄鬼、故弄玄虚

  当代书评:在去楼兰之前,您写了不少关于楼兰的诗,但终于去了之后,你发现写不出诗,只能写写游记散文了。您怎么看待诗的神秘性?
  沈苇:世上有些地方只属于我们想象所能真正抵达的地方,楼兰即是。这也可能是我去过楼兰之后反而写不出诗的原因之一了。不必夸大诗的神秘性,我也不太赞同诗的可计划性,但“工作”一次还是蛮喜欢的,创造性劳动就是工作吧?诗歌容易被“灵感说”、“迷狂说”误导,自然将一首诗的诞生过程神秘化了。爱伦·坡是“灵感说”和“迷狂说”的率先反对者,他说,大多数诗人喜欢让读者相信“他们是在一种美妙的癫狂状态下创作他们的作品的,他们的创作受到了一种自我沉迷的灵感的激发……”,今天仍有一些诗人,包括我们身边的,喜欢在写作和生活上装神弄鬼、故弄玄虚。做一位诗人,首先要做到不装神弄鬼,这是一个基本原则。两百年前爱伦·坡的观点对现当代诗人影响很大。罗丹曾说“永远工作”,茨维达耶娃把自己的一部诗集命名为《手艺》,把诗歌创作比作手艺活,“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产物,/我是手艺人--我精通手艺。”(《尘世的特征》)。我倾向于认为,诗歌是“工作”也是“手艺”。
  当代书评:你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得到鲁迅文学奖。有一篇评论文章说,沈苇作为一个优秀诗人,一直没受到过足够的关注度。您是怎么看的?
  沈苇:我觉得自己的关注度还不错嘛,出过七八部诗集,得过国内几个重要文学奖项,几位我尊敬的诗评家撰写过非常好的评论。诗歌无需讨好大众,却需要寻找自己的“精选读者”,面对“广大的少数人”。我有我的“精选读者”、我的“知音”,他们常常给我极大的写作动力和勇气。从性格上讲,我总是不愿过多谈论自己,遇事容易为别人着想。一个男人过了50岁,老是我啊我啊的,是很让人讨厌的。事实上,认识一位诗人,读他的诗已足够了。说到名气、荣誉什么的,我认为是围绕一个人的种种假象的总合。
  当代书评:作为《西部》文学杂志的主编,什么样的小说、诗歌,是令人欣喜的,哪些则是较为平庸的?一个初写作者,最容易犯的写作毛病有哪些,特别明显的误区是什么?
  沈苇:我主编《西部》七八年,各种门类的作品都要读,老实说,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都没有大问题。最让人犯愁的是小说,经常为找到一篇好小说煞费苦心,好多小说在我眼里连语言、结构等基本关都没有过。我是写诗的,作为主编,对小说语言自然多了些敏感和挑剔。我喜欢质朴而有锐气的作品,希望青年写作者多一些实验和探索精神,持续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,让我们看到他的朝气、潜力和可能性,这才是关键。初习写作,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感伤主义、情感泛滥、形容词癖好等。我经常对年轻朋友讲,不要闷头写,要多读书,山外有山楼外有楼,要建立自己的文学参照系,这比闷头写作更重要。而且要多读死人的书、少读活人的书,因为死人的书是经过时间检阅和淘洗留下来的经典,活人的书正在经历无情的死亡……
  当代书评:您曾经说,一流的小说家往往是尊重诗,差劲的小说家往往远离诗甚至诋毁诗。您如何看待这种小说、诗歌等文体的差别?
  沈苇:我认为,能真正代表一个时代文学原创力和最高水准的是长篇小说和诗。长篇小说有体积、有容量,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。而在诗中,我们能够听到一个时代最内在、最本真的声音。我国的长篇小说产量是惊人的,上世纪80年代每年大概八九百部,进入新世纪,每年已接近3000部,但几十年过后,我们能记住、得以留存下来的长篇有几部?布罗茨基说得好,“作为最高语言形式的诗歌,必然是我们人类学,其实是遗传学的目标”。我也相信,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。我认识好多小说家,他们的文学起步是诗,梦想做一个诗人,后来转向小说,这是一种个人选择,无可非议。一流小说家读诗、尊重诗,是因为他们深知小说同样是语言艺术,他们以诗的严苛来要求自己的语言,这样的小说家是十分了不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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